疑罪从无,安徽高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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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8月26日A04版现在法院敢判无罪了,在一些个案中开始体现自主性了,那么这些短板也将迅速暴露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司法能力问题。
  近日网上流传一篇文章,标题是《全国首例直接引用“疑罪从无”原则判决无罪的刑事判决书》,这则消息给法律界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长期以来,中国刑事审判的无罪判决率不高,当然也绝非没有无罪判决。有案可查的记录是,至少早在2004年就有刑事判决直接引用了“疑罪从无”原则,判处被告无罪。
  司法界高层近年来多次呼吁要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这份判决书被冠名“首例”而一时广为流传,虽然不准确,但也体现了法律界对法院敢于适用该原则的高度期待。
  近一两年来,随着司法指标体系的改革和防止冤假错案的顶层设计开始推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无罪判决。前段时间我在调研中和一个县级市的检察官交流,他称去年他所在院就有两宗案件被判无罪,这是往年少有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他既表示坦然,因为毕竟这是司法政策的大趋势,但是他又感到担忧,以目前的案件侦办水平,会不会有更多嫌疑犯因此逃脱法律的制裁?
  去年有一个朋友辗转找到我,要我给他父亲被害案的一审判决写一份请求检察院抗诉的申请书。我认真研究了这份“疑罪从无”的判决书,发现这宗故意杀人案并不复杂,犯罪嫌疑人在现场被捕,犯罪现场是厂房,保护较好。就是这么一宗看似简单的故意杀人案,公安机关提交的口供和其他实物与勘查证据都显得异常粗陋。而公诉书中完全没有进行类似的论证,只是先堆砌证据,然后便“简单粗暴”地认定被告是真凶。法院判决在指出证据瑕疵之后,也没有具体论证,而是直接以“不能排除第三人作案”为由判处被告无罪。
  以往我们更多地将冤假错案归结为司法的自主性问题。在无罪判决稀少的时期,许多司法短板被掩盖了,现在法院敢判无罪了,在一些个案中开始体现自主性了,那么这些短板也将迅速暴露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司法能力问题。
  司法能力问题不止是法院一家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司法程序的上下游。侦办机关能否规范办案,能否有效搜集证据,能否运用精细的法律思维围绕证据和案件情境进行论证,刑事程序是否给诉辩双方足够的机会进行论辩,法官在判决中就证据的充分性能否进行严密合理的自由心证?
  假如这些方面没有根本改善,即使无罪判决成为司法常态,司法公信力也未必会有根本提高。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司法绩效的考核可能会从以往追求定罪率走向反面,片面追求以“无罪判决”为荣,曾有法官朋友就向我表达过这方面顾虑。
  以此看,要实现司法公正,真正树立司法权威,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

来源丨律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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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2017年1月6日,云南高院对卢荣新涉嫌故意杀人、强奸一案二审开庭,经法庭审理并于当天公开宣判,卢荣新无罪,当庭释放。从死缓到无罪,历经四年多的时间,试问,当庭改判无罪,多少法官有这样的魄力?

记者采访周继坤等人。李家林 摄影

案件经过

安徽高院回应“五周杀人案”改判无罪理由:无任何客观证据

卢荣新案发生于2012年9月,当年,公安认定卢荣新为犯罪嫌疑人。2014年6月,卢荣新被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院一审判处死缓,随后卢荣新上诉,云南高院2015年4月曾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案发21年后,安徽涡阳“五周杀人案”迎来再审宣判。4月11日,安徽省高院宣判,该案原审被告人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无罪。

虽然一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但死缓的结果却没有任何改变,直到这次云南高院当庭宣告卢荣新无罪,从死缓到无罪,卢荣新经历了司法的个中变数。在2012年卢荣新被判处死缓后,家属一再申诉,2016年此案方才迎来转机,据家属介绍,疑似真凶再现。

1996年8月25日晚,涡阳县新兴镇南张村大周自然村发生恶性案件。周继顶一家五口被砍,他的女儿当场死亡,周继顶及妻子刘素英、女儿周春华重伤,儿子周保华轻伤。

司法勇气!法官魄力!

五人被警方作为嫌疑人抓捕,随后检方提起公诉。阜阳市中院一审期间,被害人周继顶在法院自尽。

法官当庭改判被告人无罪,而且直接释放被告人,这是司法少有的勇气,也是法官难得的魄力所在。特别是从死缓到无罪,司法面临的压力一般人难以知晓。从以往的经验出发,此案当庭改判被告人无罪,司法界少有,法官更是很少做出,所以,判决一出,自然引来舆论多方称道。

历经历经一审、二审、重审后,2000年10月,周继坤、周家华被判处死缓,周在春被判处无期徒刑,周正国、周在化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到2018年1月,5名原审被告人均已刑满获释。其中被羁押最长时间者周继坤,失去自由近21年。

疑案发回重审

4月12日下午,该案审判长周晓冬接受《人民日报》独家专访,回应社会关切。

在实践层面,我们多是见到二审法院面对事实不清或是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当庭改判,也可以发回重审,但囿于司法的责任承担,二审法院更多的是发回重审。即是说,二审法院面对疑案和疑罪,多不愿担责,多不会直接下判(改判),更多的是将“烂摊子”交由一审法院。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无罪,二审法院不做评定,哪怕二审法院可以直接认定被告人无罪,也很少直接当庭宣告被告人无罪,而是将风险转移到下级法院。

记者:本案安徽高院再审改判五人无罪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这次云南高院认定:本案一审据以定案的DNA检材提取、鉴定,以及被告人有罪供述、现场指认笔录等证据取证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且经公安机关在二审阶段重新侦查,发现本案不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原判认定上诉人卢荣新犯故意杀人、强奸罪的事实、证据经查证不实。

周晓冬:从本案的事实证据情况看,原裁判定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也不属于依据法律可直接证明原审五被告人无罪的情况,故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疑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宣告原审被告人无罪。

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而判决被告人无罪,这是司法值得称道之处。之前,中院两次判处卢荣新死缓,还有高院的一次发回重审。不正说明,卢荣新涉嫌犯罪属于疑罪么?既然是疑罪,按照“疑罪从无”的规则,中院即应当当庭宣告卢荣新无罪,直接释放,而不是待到云南高院发回重审后依然判处卢荣新死缓。中院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不愿或是不敢直接宣告卢荣新无罪,这正是司法的症结所在。

安徽高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裁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不能得出本案故意杀人行为系五人实施的唯一结论,原裁判认定五人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故意杀人犯罪不能成立,故决定改判五人无罪。

“疑罪从轻”

例如,本案没有证明故意杀人犯罪行为系五人实施的客观性证据。本案侦查阶段,公安人员没有在案发现场提取血迹、指纹、足迹等与犯罪事实有关的痕迹物证;从五人家中搜出部分衣服送公安部检验,结论为送检衣服均未检出人血;根据五人关于将作案凶器及杀人血衣扔在附近河塘、机井等多个地点的供述,先后组织的多次打捞及数次搜查,均未打捞、搜查到与本案有关的物证。所以,本案没有指向五人作案,将五人与案发现场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任何客观性证据。

往常,发回重审的案件,多是酌定量刑,或是说,法院会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很多冤假错案昭雪之后,当我们回顾冤假错案的酿造历程,也会发现疑罪从轻的影子。赵作海从死刑到15年有期徒刑,浙江叔侄冤案当事人一个从死刑到死缓,一个从无期徒刑到15年有期徒刑,念斌四次被判处死刑直到2014年被宣告无罪……

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定罪证据不足的就不认定犯罪,本案再审也是如此。

这些冤假错案的酌定量刑,正昭示着“疑罪从轻”已经成为中国案件审判的常态。“疑罪从无”的规则虽然一再被重申,但在司法实践层面,依然很难落实。只是很庆幸,卢荣新没有成为下一个赵作海或是叔侄冤案中的当事人。

记者:2000年10月安徽高院重审二审维持“两人死刑、一人无期、两人15年有期徒刑”的原判,到本次再审宣判该案原审被告人无罪,中间为何间隔18年?

同一个案件,可以发回重审,还可以当庭改判无罪。于司法而言,这是程序正义之设计,似乎一切都没问题,一切都在法律层面内运作。但于当事人而言,却是无尽和漫长的等待。司法的不确定性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无以弥补,越是疑罪,越是久拖不决,越是疑罪,越是难以得到无罪判决。

周晓冬:过去一段时间,“疑罪从无”的理念贯彻落实不到位、也没有被社会上广泛接受。尤其是在真凶尚未查明的情况下,法院认定“疑罪从无”非常困难。最大的难点就是被害人的解释工作,被害人难以接受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判无罪。政法机关内部也有“被害人的权益谁来保障”的争议。

为何司法不敢作出无罪判决

具体到本案,案情重大疑难复杂,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被告人数多,关押时间长;二是媒体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三是被害人一方人数多,被害人一方与“五周”一方情绪严重对立。

之前,陈瑞华教授认为:法院之所以不敢坚持法律和事实宣判当事人无罪,核心原因在于:第一,不独立;第二,无权威;第三,跟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倾向于追究犯罪,放弃了公正审判的基本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司法改革,高度重视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该案的再审改判,是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的坚定实践,是健全完善冤假错案防范、纠正机制的重要体现。同时,该案的再审改判最直接的意义是还了五人一个公道,最终实现了个案正义。

卢荣新之前两次被判处死缓,也逃不出司法不独立、无权威、和公检站在一个立场的制度诱因。而今,云南高院当庭宣告卢荣新无罪,这又需要多大的勇气?那么,这样的法官,全国还有多少呢?恐怕不会太多,因为,这样的法官,已经被磨合成配合审判远胜于独立审判,所以,数量上屈指可数。

“涡阳五周故意杀人再审案”于2017年1月19日进入再审程序,仅再审就历时一年多时间。这是因为该案不仅案情重大,而且疑难复杂,案件审理情况在当地广受关注。

还有一些案件,多次发回重审,多次在一二审法院之间轮回,导致的后果便是疑罪久拖,法院迟迟不能下判,当事人不仅被超期羁押,司法的不确定性导致当事人权益一直处在被侵害境地,哪怕事后可以得到国家赔偿,但为何不在之前就减少或是避免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权利侵害呢?

该案再审期间,合议庭成员认真审查了原审全部数十本卷宗;专门赴案发地查看案发现场,向原侦查人员了解有关情况;数十次接待原审被告人及被害人,全面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及时发布相关审判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再审过程中对本案每个细节合议庭都认真进行核查研判,反复论证,确保无差错、无遗漏,工作量之大前所未有。

虽然,这份二审法院难得的当庭无罪判决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毕竟,一个从死缓到无罪的判决,谁相信二审法院可以独立做出?而且,全国多少法官有这样的魄力,可以直接当庭宣告被告人无罪,恐怕也不容乐观。

记者:这么久的牢狱生活,对任何人都是无法磨灭的苦难。我们也采访了“涡阳五周故意杀人”的五名当事人,当事人表示希望追责。再审改判五人无罪后,国家赔偿、追责等后续工作是否已经开始?

法官判决被告人有罪,可以自主做出决定,但是,法官判决被告人无罪,特别是当庭宣告无罪,不知要经历多少体制上的困难和程序。我们看到了卢荣新案的当庭无罪判决,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此案的审判法官是否层层汇报过案情,是否给庭长、分管院长、审判委员会已经汇报过才敢当庭改判无罪。而且,还可能得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解释,毕竟,当庭无罪判决一出,也就预示着公安和检察院办了错案,而错案的责任追究恐怕不会轻易别过。

周晓冬:经公开宣判,五人已被改判无罪,再审程序已经终结。宣判后,法庭已向五人作出释明,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他们提出申请后,相关工作程序将依法及时启动。

在此案中,二审法院和相关人员到底有无沟通,有无商议,外界已经无从知晓。我们只看到了法官当庭改判被告人无罪,但除此之外的司法博弈和沟通,却被遮掩起来。司法到底还有多少潜规则和秘密被隐藏,这绝非当庭改判无罪那么简单。

五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以非法手段获取五人有罪供述。经再审审理,除五人的辩解外,没有其他确凿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存在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五人有罪供述的行为,因此该意见在判决中未被采纳。

破除司法潜规则,让法官有当庭改判无罪的勇气和魄力,就需要赋予法官独立的裁判权,割除法外因素对法官的不当干预,提升司法的权威和威信,而不是让公安和检察院可以任意左右司法。再者,还需赋予法官职业豁免权,让法官免于不听权力指挥而公正办案的恐惧,让司法官能直接决定案件结果,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才是司法正义的应有之义。如此,更多的当庭无罪判决才会出来,法官当庭做出无罪判决才会无所顾忌!

此外,由于本案系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宣告无罪,安徽高院同时建议公安机关对本案重新立案侦查,加大侦查力度,查清案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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